谢冕|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论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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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论舒婷

《旧约·约伯记第二十七章》

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我的义，必不敢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这位生长于南海滨的青年女性，她的心灵和她的诗句的美丽，如今已引起中国相当广泛的人们的兴趣。如同世上所有试图改变原有生活格局的创造一样，当她以不同于流行方式的方法写诗，谴责的暴风便袭击了她。她的思维和情感方式被解释为异端。这是一种因心灵的隔膜而产生的误解。但是，当我们真正接近了她所拥有的世界，我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位被指责为脱离时代的诗人，却是体现当代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最充分的人。

她当然逃脱不了特定的一代人的特定际遇。尤其象她这样自尊而对生活敏感得有点矜持的诗人。尽管她大抵是凭着情感波动生活，但她却以惊人的冷静迎接了生活的挑战。她声称“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她喊出的“一代人的呼声”带有鲜明批判色影的理性觉醒：“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她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苦难。那些认为她的诗只有“个人的忧伤”的责备，未免来得过于匆忙。事实上，她首先不是为自己，而是怀有悲壮的献身感——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 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献给我的同时代人》

也许今天她会不满意自己那时的天真的热情，但当年那种可贵的“公民情绪”却相当广泛地激动了一代人。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英雄，她也并非完人；尽管她在心灵中是个强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充当了弱者的角色。她在从事这种歌唱的事业时充满了矛盾：“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热情驱使她，而理智又阻拦她。但她毕竟是为理想而活着的人。她理所当然地“为了服从一个理想”而作出了奉献：

我献出了 我的忧伤的花朵 尽管它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表达了这位女诗人虔诚的心愿。仅仅为了无可逃避的心灵的使命，她承担了她称为的“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但路已经开始延伸，除了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她别无选择。

忧患属于对时代充分敏感的精灵。在风暴的袭击之下，她的确感到了力不胜任的承担——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阳光爱抚我 流泻在我瘦削的肩膀 风雨剥蚀我 改变我稚拙的脸庞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任合唱似的欢呼 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 任天谴似的神鹰 天天啄食我的五脏 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 那篇寓言 那个理想

五年之后，她在《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中，证实她是在为理想而受难：“敏感，依恋温情，不能忍受暴力，是人类的善良天性之一。善良造成痛苦，人间的痛苦形形色色，每一种痛苦都可能是一剂毒药，如果没有理想的太阳的高高照耀，如果不是'为了不可抗拒的召唤’，人怎能有力量翻越这无穷无尽的障碍奔向目标呢？”

我们此刻谈论的舒婷，她的确以动人的美丽的忧伤造出了她的诗歌的特殊魅力。一个由混乱的时代造成的心灵的“混乱的丰富性”在她的诗中出现，充分体现出舒婷诗美的特殊价值。多情的南国少女，她以优美的文笔把女性的柔情表达得细腻委婉，使人窥见那充满同情和爱的透明的心灵。在她之前，当代诗人很少能象她这样以挑战的姿态无拘无束地袒露自己的情感世界。她拾到一枚珠贝，她确认那是“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波涛含恨离去前伏于大地胸前的哽咽，那是一滴滚烫的泪凝固而成的晶体。《珠贝——大诲的眼泪》是早期诗作，距今至少已有十年，就在这首诗中，舒婷从似是柔弱的泪水中透出“坚硬的质”，造成一种复合的美感。这是她最初展示给人们的一枚情感的珠贝——

它是少女怀中的金枝玉叶， 也和少女的心一样多情， 残忍的岁月 终不能叫它花瓣枯萎。

多情而坚强，渺小因不自卑而显示伟大。历史的误差造出了痛苦，而一旦它成为不枯萎的花，任是多么凄厉的风的抽打，终不能从少女的手心将它夺去。

一开始，年轻的女诗人便展现出她的韧性的坚持。人们往往只见她的心灵沉重的呻吟，往往会忽略这样的事实：即偎依慈母怀前的女儿已经长大，而且生成了痛苦的自尊和倔强，“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任性和天真已随着童年的喧闹逝去，如今展现的是与那种年龄不相称的坚忍。

生活催人早熟，这本身便是由痛苦的泪凝成的一枚珍珠。从这片痛苦的磨擦而生长的“苍劲”中，我们窥见生活的变态和残忍。这位女诗人能够把特殊的生活际遇所给予的心灵投影，表现得相当独特。当她被痛苦唤醒，超脱个人的痛苦而向人伸出同情的手，她的声音却是矛盾的：“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如果你是树／我就是土壤／想这样提醒你／然而我不敢”。（《赠》）一种动机与行为，理想与实际之间的距离，把心灵的扭曲和惊悸表现得委婉动人。

舒婷的艺术才能体现在能够把她所感到的个人忧患，体现得热烈而又婉转。一方面她把情感倾泻而出，如飞爆如烈火，一任热情的燃烧和奔突；一方面，她又能适当地加以抑制。她的好处在于她决不造成那种一泻无余的渲泻表现出浅薄的失控状态——

我真想摔开车门，向你奔去， 在你的宽肩上失声痛哭： “我忍不住，我真忍不住！”

这首《雨别》是以惊人的情感爆发开始的，但她在以后的抒写中，却没有让它漫流下去，而是加上了阀门。一连四个“真想”，终于把情感控制住了：“我的痛苦变为忧伤，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

暴风过去之后，她把风暴的影子镂刻在心中。舒婷是矛盾的，她的情感的美丽多半由于她自然地托出一颗矛盾的心。一种特殊的环境使她总是把心分为两半，一半是忧，一半是骄傲（《心愿》）；一半是反抗的愿望，一半是“无法反抗”的现实（《墙》）——但最后她还是回到她自身。她体现了惊人的自省力：“我明白了，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矛盾中的执着，柔弱中的坚强，这正是舒婷最为动人的心灵和“自画像”。

1952年诞生在中国南部省份福建泉州的诗人，她的童年和新中国当时所有的孩子一样，过着万花筒一般的多彩而单纯的生活：夏令营，歌唱比赛、朗诵会。她回忆说：“未来和理想五光十色地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仿佛只要不断地朝前走过，我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生活、书籍与诗》）。少女的时代刚刚结束，生活的动乱开始，舒婷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被推进了深渊。1969年，她被驱遣到福建西部的山区“再教育”。三年后，回到城市，当过建筑公司临时工，织布厂的学徒和灯泡厂的炉前工和挡车工。这些工作，使她产生了“流水线”的诗情。

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又卷入为生活奔波的流水线上。枯燥的单调的生活多么严重地扼杀了她那富有情感和幻想的诗心。舒婷在《流水线》这首诗中，含蓄地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抗议；小树也会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她感受到了困顿，但她痛恨的是唯独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或者由于习惯／或者由于悲哀／对本身已成的定局／再没有力量关怀”，她是在叹气！

她有了搁浅的感觉。她把这种感觉诗化为《船》的意象。那只倾斜地搁浅在礁岸上的船，风帆已折断，油漆已剥落，满潮的海面只在几米之遥，它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船和海：“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舒婷把自身的情感经历升华而为一种普遍的理性概括，《船》的所展示的人生愿望与到达之间的永恒的悲剧感是深邃动人的。同样的，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的《四月的黄昏》所表达的：

也许有一个约会 至今尚未如期 也许有一次热恋 永不能相许 也是这种不能如愿的永远的遗憾。

要是舒婷只停留在她自有的感受上，她不能对个人的情绪实行有距离的超越；要是她不能对实际情感予以扩展，使人人在这种宏阔的时空中寻找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她的诗歌也许会失去不少魅力。不仅是升华个性化的情感经历，使之具有普泛的共鸣，而且把握住眼前的霎那，使之化为永恒的记忆。她拥有这样的魔力——把眼前的一刻化为永恒。那个《四月的黄昏》不再是一个黄昏，而是停留在悠远的时间里的永远令人凄迷忧伤的黄昏。那个南方潮湿的小站所经历的不能如愿的等待，那列车缓缓开动的橙色光晕的夜晚，那闪着水汪汪灯光的空荡荡的月台，有着强烈震撼心灵的力量。我们把《在潮湿的小站上》理解为精神的浮雕，那里凝聚了当代人饱经忧患之后普遍的失落感。而这块浮雕的“原型”，当然与诗人的情感历史有关，但她通过一个常见的场景概括出来的情感化石，却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蕴——现今的几代中国人都可以从这块化石中找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舒婷无疑听到了自己内心时代使命感的召唤，她从自身出发，走向了他人。但她不是舍弃自我内心的开掘而专去开“掘”别人。她呼吁：“人啊，理解我吧”！她也寻求对别人的理解：“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舒婷一开始就寻求通往他人心灵的道路。这种不竭的、急切的寻求理解和被理解，如她所说，是基于对“人”的关切。

她是动乱结束之后最明确地提出“人”的命题的一位诗人。她的著名诗篇《致橡树》，一九七九年在《诗刊》发表后便传颂一时。她的平等的爱情信念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我如果爱你—— 绝不象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在中国，女性的争取独立人格的自由，依然是激动人心的课题。但把《致橡树》放在特定的环境加以思考，它的内涵却非爱情所能概括。舒婷的诗出现在中国结束类似中世纪那样的愚昧的时代，一旦面对世界现代文明，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的独立自尊的宣言——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这是一种人的自觉的醒悟——不仅爱情中的男女，所有的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她无言地谴责了对人的凌辱和践踏。敏感而多情的诗人，确定她的人的目标，当然是对神和鬼的厌弃，这就是舒婷基于广泛的人道主义的人性理想。《惠安女子》中那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的“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内心却拥有海一般的悲苦的渔家女子，人们只看到她那“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的身影，而忽略了她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舒婷无疑是以批判的视点提醒世人注意普通人的价值，并呼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心灵沟通。在《神女峰》中，她进一步阐发了她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它表达对此岸的现实人生的眷念和热爱，宣告了对于彼岸的虚幻的神的信念的“背叛”：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上痛哭一晚

急躁的评论家在这一点上易产生误断。首先易于判定她的“低沉”和“感伤”是非理想的。然而，事实却是舒婷之所以是当代诗人中比任何人都更富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其原因就是她是一位富有憧憬和幻想的人。因为她有过多的祈愿和向往，因为她追求美好的理想装扮起来的世界。而当她们面临的是一片又一片心灵隔膜的荒野；一堵又一堵挤压、勒索并要人们“适应”它各样各式形式的“柔软”的“冰冷”的墙，她才有了幻灭的痛苦和悲伤。

舒婷是这样的一类诗人：在自然和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中都看到“现实”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过于平常和缺乏动人的力量的，他们感到应该给生活提供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在提供人的心灵丰富性方面。这一类诗人，他们试图在寓言般的“魔法”环境中去完成不可能的事——恢复生活中被打碎了的抽象的统一。但是当这一切被证明是不可能时，忧伤和痛苦便开始了。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追求的诗人、舒婷一开始就体现了如同保罗·亨利·朗格论述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剧作家那样——

他并不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平静去刻划他们的。因为他经常是和自己进行斗争的，他常常步入歧途，走进病态的境界。他的文风和辞令是过分富于爆炸性的紧张力的，在一种经常不断进行追求的狂热中它的心灵驱使它自己奔向那求而不可得的目标。（《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

我们因对舒婷的陌生（这是不同的诗歌观念以及欣赏习性造成的距离）而最后亲近了她。我们终于认识这一束“骤雨中的百合花”——一个奇特的时代造成的灵魂的奇观：温婉而坚韧、缠绵而果决、柔情而热烈，但总摆脱不了那份让人感到甜蜜的忧伤。这是一片独特的诗歌世界：抬头是你，低头是你，闭上眼睛还是你，如同日光岩下那无时不在的会说话的三角梅……。

“理想使痛苦光辉”，痛苦却催人成熟。我们如今听到的是踩着碱滩和多刺的礁石传来的沉重的足音：“人人都知道的是，历史走到今天这个开阔地，并非唱着进行曲沿着大道垂直地走来的。那挥舞着花束挤在两旁如痴如醉的人群和披着花雨走在中间的人，都有自己痛苦的经验和久经锻炼的目光，他们能理解，沉默有时是一种有效的发言。”“现在要让我再为谣言而哭泣是没有那么容易了。我已经意识到，被迫意识到，只有我的理想才是我的上帝，他仲裁一切。因此，就象《圣经》上说的：

“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 跟我来。”

（原载一九八七年五月《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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